球场探秘

漫谈x煎蛋|球场里的树——想说爱你不容易

大概25年前,当我开始写树木这个话题时,我意识到,几乎我看过的每家球场(包括我自己是会员的那家),都是“树多得离谱”(over-treed)。

当时就已经有小道消息,说奥克芒俱乐部在移除树木。据说,那是在他们的草坪总监马克·库恩斯(Mark Kuhns)的主导下偷偷摸摸地进行:清晨四点,“铺草皮小队”出动,带着几盒甜甜圈,用来犒劳工人,他们把树砍了,挖走树根,然后快速铺上草皮,再夯实。如此一来,第一批下场的球手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变化。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被抓个正着,那就是整个行动的开端。

我在早期就非常深入地投入到所谓的“复原运动”(Renovation Movement),算是以写作者的身份推动它。我努力去批判和扭转一些在我看来是鲁莽草率的“现代化改造”——比如单纯拉长球场,刻意延伸球洞,任其植被过度生长,把球道弄得笔直,结果让球场失去了许多特色。

我不断地写这些事,随后接到了球场咨询的邀请。最早的一家就是赛奥托乡村俱乐部(Scioto Country Club),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些报告。当时我会带着俱乐部一起,一步步梳理发生了什么,并尝试建立一套评估标准。

当今著名的球场设计师吉尔·汉斯(Gil Hanse)曾和我展开过很多讨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球场上边走边聊。我是从1994年就认识吉尔,那时他还在长岛的工程师高尔夫俱乐部(Engineers Golf Club)开推土机,一天挣500美元。后来,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他提出的一套“树木优先级评估标准”,至今难忘。具体内容如下:

·树对球场草坪养护的影响;

·树对球场战略灵活性的影响;

·树对景观视野美感的影响;

·树木自身的健康状况;

·树对场内人员安全的影响。

围绕这些问题,我开始系统地思考这些树:它们在起什么作用、树种是否合适。渐渐你会发现,大多数球场——无论在东北、中西部还是东南部——都有“过度种树”的问题

首先,在高尔夫进入内陆之前,树木根本算不上什么必要元素。因为这项运动发源于沿海的林克斯球场上,那里基本没有树。虽然这类球场只占全球球场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却深深影响了人们对高尔夫最初的理解与认知。高尔夫球场设计,其实就是把这些林克斯的设计原则——比如保持打法的灵活多样性,利用风势、地形起伏和天然形成的洼地——尝试移植到那些条件并不理想,但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即内陆地区。

起初,许多入选的内陆地块也没有树。我刚看过的一个例子是小威利·帕克(Willie Park Jr.)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以西一小时车程处的内陆作品——亨特科姆高尔夫俱乐部(Huntercombe Golf Club)。这个杰出球场的原始地块完全无树,地势平缓、低洼,球场的地形主要来自现场原有的沟渠、洼地以及为采煤挖出的深坑。设计师围绕这些要素,织就了整座球场。至于树木,是后来才引入的。

真正需要“清理树木”的节点,出现在需要采用农田上的林地时——那里常有成排的树林用作分界。当你要拼合一块150英亩左右的球场用地时,往往得把被树分割的不同地块连成整体,于是大规模的移除树木才开始上演。

回看文献,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阿利斯特·麦肯兹(Alister MacKenzie)、C.B麦克唐纳(C.B. Macdonald)、哈利·科特(H.S. Colt)、蒂林哈斯特(A.W. Tillinghast)等著名设计师的观点很清楚:树可以接受,但不应成为核心。树可以用来勾勒地界,偶尔形成一个绕行的狗腿角度。我记得,罗斯说过:把某棵树作为某一球洞策略的中心要素,是一种错误。因此,尽管早期设计师们接受树木,但他们仍追求“宽阔的球道”。必须指出,即使在那些年代的内陆球场,球道宽度也常能达到50到60码之宽。

球道变窄,主要是因“球道灌溉”的引入。早期喷灌的抛洒半径只有30码,超出范围的草会“挨饿”枯萎,甚至死去。于是,人们开始填补那些枯草带,就用树把空隙补满。

那时,球场上的阔叶树很多都是优雅的橡树和美洲榆。美洲榆其实是非常理想的“高尔夫树”,因为它根系深,树干高直,树冠像香槟杯一样优美。球员既可以从树下击球,也可以击球绕过它。作为一种雄伟而优雅的树,它不仅增添了美感,还能让球场的打法更有策略性。

不幸的是,二战前后,美洲榆遭遇了“荷兰榆树病”,成千上万棵榆树在高尔夫球场上倒下。人们紧张慌乱,取而代之,开始大量种植云杉、糖枫、湿地枫等各种并非当地原生的树种,结果把球场弄得杂乱而拥挤。

纵观植树史,真正激进的大规模植树工程,基本发生在二战以后,有的是打着“美化球场”的旗号。

看看早期影像就明白了,我早年参与过俄亥俄州溪畔乡村俱乐部( Brookside Country Club)的项目。翻看1922年的航拍,只能看到沙地与开阔地带,几乎没有树。到了1958年左右,照片里好多树,而且排列整齐到了呆板的程度,仿佛是德国战俘按照指令每隔大约6米就种下一株,整整齐齐排列在球道两旁。

随后,电视转播来了,球场的样貌开始传播开来,人们便以为,那种封闭、狭窄、30码宽、两侧由树木密封的球道就是“常态”。观众不知道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复原(restoration)”逐渐变成了一个热门词汇

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86年的美国公开赛,地点在辛尼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Shinnecock Hills Golf Club)。我很骄傲自己作为球童,见证了那场比赛。那周,人们突然发现:一座建于100年前的老球场,依然能在现代顶级赛事中展现出巨大的竞争力。这也是自1896年以来,美国公开赛第一次回到辛尼科克山。呼啸的海风、粗旷开阔的场地,高羊茅草(fescue)竖立,球道两侧也很原生态,海边的林克斯风格极其震撼。比赛条件异常艰苦,这可不是你印象中那种修剪得整整齐齐、绿草如茵的公园式球场。但结果是,人们开始认真讨论起“复原”这个概念

两年后的1988年,布鲁克兰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 at Brookline)则成了另一个关键节点。里斯·琼斯(Rees Jones)在那里把“复原”当成了自己职业身份的重要标签。他在那花了很多精力,凭借这次工作确立了自己“复原专家”的声誉。虽然现在回头看,他的做法稍显保守、甚至过时,但在当时的行业环境里,他引入的一些元素——羊茅草覆盖的小丘(fescue mounds),恢复一些场地的原貌、在树木遮蔽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管理,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尝试。那届公开赛不仅在宣传上帮球场重塑了声誉,更重要的是,“复原”这个词,从此真正进入了行业词汇表,引发持续讨论。

环境监管的推进

伴随时代的发展,环保运动逐渐兴起,美国环保署(EPA)也开始加强监管,限制在高尔夫球场上使用化学农药和一些“重化学品”,比如过去常用的汞类药剂,人们开始担心球场化学品的过度使用。虽然业内有不少抵触情绪,但大家还是意识到:从成本控制和毒性风险来看,这些化学品确实存在问题。

九十年代中期,纽约州发布了一份名为《有毒球道》(Toxic Fairways)的报告,措辞非常严厉,直指长岛地区的高尔夫球场过度施肥、滥用化学药剂。问题更严重的是,当地球场正好建在地下含水层上,而那正是居民饮用水的来源。于是大家开始反思:也许应该减少对化学品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草坪总监们(superintendents)逐渐发展出一种更“自然化”的养护方法。他们不是真的走向“有机种植”,而是改变草坪的管理措施:更多依赖阳光、风、沙和铺沙养护(topdressing)而不是靠化学药剂。这些方法更便宜,更有效,持久性也更强。大家认识到,通过自然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也能维持球场草坪的健康。

他们会做一些“光照研究”。当时没有手机应用程序,只能靠人工测算太阳的角度。结果发现,在春秋季节(所谓“肩季”),太阳位置更低,造成了更严重的阴影问题。而草坪,尤其是果岭草,对光照非常敏感,耐阴性不足,光照不足就会导致草坪品质下降由此,草坪总监们开始逐步减少球场里的树木数量。虽然动作很谨慎,但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追求更快更好的球场状态

要知道,1977年,奥克芒是全美果岭速度最快的球场,达到9.8,而当时奥古斯塔只有7.7(那是他们换种本特草果岭之前)。当时的共识是:想要更快果岭,新型本特草品系成为首选,其速度能达到11甚至更快,但它对日照、补砂等的要求更高,需要8小时日照,这样一来,遮阴区的树木管理,成为必然。

草坪总监群体的职业化

过去的“场务主管”更像穿牛仔裤的农民,我刚入行写稿时,草坪总监年薪只有三四万美元,养护预算二三十万美元也是常态,与如今的数字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关键的转变:这一群体逐渐成了受过专业训练的草坪科学家,甚至有些是球会中薪酬最高的人。相比以往,绝大多数人具备四年制学位,至少也读过两年制草坪项目。他们更懂水、化学、日照,以及其他草坪健康真正需要的因素。草坪总监的沟通能力与表达底气也更强了,能更明确提出他们的专业判断与所需条件。

草坪总监专业性的提升,为他们赢得更大的权力与话语权。他们常说的是:

如果你要我少用化学品、减少投入、节约用水,那就必须让草坪充分享受日照;如果你想要最高质量的草坪,就需要阳光与空气流通,可如果每个球洞都被树木包围,让草坪大部分时间处在阴影中,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出色的草坪状况,尤其是在我们希望降低对化学品和其他投入的依赖时。

这样的逻辑,在近些年逐渐占了上风,并被广泛接受。

旅行热度提升,球场评选排名推动变化

照片、视频、社交媒体等传播媒介的发展,让大家看到了更多别的球场,知晓更多有意思的去处,有的已经打卡,有的则列入梦想清单

班顿沙丘(Bandon Dunes)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它把“林克斯高尔夫”的概念在美国彻底带火,打动了一大批人——他们大多在俱乐部里拥有话语权,影响力极大。

如今,很多俱乐部的决策者也不同以往。那些最喜欢传统公园式、树木密集的球场的打球客,往往是不爱旅行,几十年如一日只在本地打球的人。他们似乎习惯了球场就该是这个样子,不希望有任何变化。他们有固定的伙伴,每周打好几次,甚至记得哪棵树曾经阻挡过他们的球。可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影响决策的人。

做决定的,往往是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比如球场评委。他们去过班顿(Bandon)、卡博特(Cabot)、溪颂(Streamsong),去过苏格兰,甚至去过澳大利亚。他们见得足够多,他们会读一些关于球场设计的书,也开始真正尊重草坪总监的专业意见,不再只会发号施令。他们被我称之为有“球场设计素养”的人

球会中职业教练(Golf Pro)的贡献

大概从25年前开始,我注意到,美国PGA年会就开始举办一些关于球场设计、球场养护的研讨会,向职业教练们传授更多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也与时俱进。在每一家需要持续进行树木管理的俱乐部里,总经理、驻场教练、草坪总监和草坪委员会主席必须观念一致,通力合作

董事会在这种规划中并不太干涉,成员们没时间,也没相关专业知识。他们可能在财务管理上有经验,但在草坪养护、击球策略和球会历史层面则显得经验不足,更多的是由上述专业人士决策并合作推进。

媒体的力量

电视转播、网站(像 Golf Club Atlas、The Fried Egg),这些重要的舆论平台也特别重要。在和俱乐部开会时,这些名字经常被提起。三十年前,人们没有这些资源。所以,我认为媒体也在给他们带来一种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才促成了树木管理在美国的兴起和被广泛接受。

很多人会说,树木显然对环境有很大好处。所以砍树就是破坏环境。那为什么高尔夫球场要砍树呢?球场的树木管理,会对生态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我觉得把奥克芒的案例拿来反复说,其实没什么帮助,反而让人有点不知所措。部分原因是大家流传的数字太夸张了——有人说砍掉了一万棵树,但那完全不符合实际,实际数字要少得多。而且奥克芒在树木管理上确实是个特例,而不是常规的代表。

实际上,大多数球场的情况完全不同,通常要移除的树木数量只占总数的2%到3%左右。比如我最近在参与修复的夏特尔·梅多乡村俱乐部(Shuttle Meadow Country Club,小威利·帕克在美国设计的第一个球场),我和景观设计师合作制定了树木管理计划,反倒有人批评我们“下手不够”。因为球场上大概有三四千棵树,我们只处理了一百五十棵左右。这些树很关键,因为它们影响到球场的主要区域,但外围树林我们基本没动。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多数俱乐部需要做的,只是小范围的调整,而不是大规模砍树

第二个关键点是,虽然树木对生态确实很重要,但如果它们占据了草坪区域,会导致草坪养护上需要依赖更多化学药剂,而这些药剂会渗入水域,影响环境。所以,适度移除一些树木,反而是为了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同时我们也会特别注意保护环境中真正重要的树木,比如珍稀鸟类的筑巢点,鹰和白鹭的栖息地,水源保护区,等等。处理的重点,其实只是那些妨碍打球路线、妨碍空气流通和草坪生长的树木。

此外,很多时候,移除一些树木,反而是为了让更大、更健康的树木长得更好。有些老树因为根系被挤压,树冠被遮挡,反而生长不良。把周围阻碍它们的小树清理掉,就能让老树获得更多阳光和空气。尤其是一些本地树种,当它们被外来树木包围时,往往无法充分生长。一旦移除掉外来树,本土树反而能重新茁壮。

所以,这才是“负责任的树木管理”。奥克芒那种大规模移除的案例会让人害怕,其实那不是通常的做法,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

大家理解,经典老球场的设计本来就强调球道宽度和击球角度,而移除树木可以恢复这些特点。但是,一些后来种植的树木,可以增加挑战性,甚至让职业球员有机会打出那些令人难忘的“救球”。如何平衡二者?

首先,对职业球员来说,他们可以把球打得又高又远,还会做球控制弹道。如果你想通过树木来设置障碍,他们或从上面越过或者做球绕过。相反,真正受影响的是中高差点的业余球员,他们打不出那么高的球,只能被迫从低处把球横着打出树林。

要对付顶尖高手,不是靠空中障碍,而是在于落地之后。我认为:高尔夫球场设计的核心,是球落地之后发生了什么——球可能会被长草吞没,可能会遇到不可预测的弹跳。通过开放空间的地形起伏变化,可以制造出不确定性。而在空中,职业球员几乎能完全掌控

还有一个例子,吉尔·汉斯在TPC波士顿给我看过一组第9洞的数据,那是一个四杆洞,狗腿洞。结果发现,球道越宽,球员反而越难打上球道。为什么?因为视野更开阔时,反而失去了专注点,导致更多人偏离。

所以,我觉得“树”的作用经常被高估了。真正能让职业球员伤脑筋的,是无法预知球落地后会发生什么。

其次,我认为不该把一年一次的职业比赛作为建造日常球场的主要参考。在大多数俱乐部,真正从后面发球台(back tee)打球的玩家不超过1%,所以,如果你专门为后发球台和大赛球员设计球场,那就本末倒置了,还可能赔钱破产。球场设计最重要的是考虑普通球手,其次才是怎么在必要时增加一些能考验职业球员的元素。

回首那些“黄金年代”设计师追求的目标,正是让球场既能给普通球员带来乐趣,又能对职业高手形成考验。所以他们会寻找一些元素,让高手感到困难,又不会让普通球员完全没法打,依然享受到打球的乐趣。可树木恰恰相反,它们对普通球员的打击更大,对高手却没什么威慑。

再者,树木一旦强行规定了击球线路,就等于剥夺了球员的战略选择。换句话说,策略上的灵活性被限制住了。

蒂林哈斯特(A.W.Tillinghast)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篇文章里画过一张很有意思的示意图,他认为,清理球场上的树木有正确的方法。如果只是把两边的树排成整齐的直线,那样会显得单调乏味。他建议,应该在右边留出一些空隙,让球手有可能从那一侧切球出去;左边则可以让树林更深一些,制造不同的挑战。这样一来,可以配合击球滚动的方向,让球手即便打偏了也还有机会补救。

这也是为什么稀疏分布的树木(而不是密林)会让击球更有趣。就像米克尔森在奥古斯塔13号洞那一记著名的六号铁救球,他把球打上果岭,虽然最后没推进,但那个脱困击球极其精彩。这种画面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树木之间留有空隙,有脱困的可能性。

相反,最无聊的击球莫过于拿四号铁横着把球敲回球道——那不是策略,只是机械的应付。真正的趣味来自能否创造“脱困的可能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树木的密度。

所以说,树木的布局,不只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要看它们的分布方式与密度。

有一种听上去正确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树很美,所以砍树必然让球场变丑。”真的这样吗?

树本身并不是球场的全部美感。高尔夫球场真正的美在于:你能望见地平线,感受到地形的起伏。

邓禄普·怀特(Dunlop White)长期担任古镇高尔夫俱乐部(Old Town Golf Club )的果岭委员会主席。他早年就提出“提高树冠”的做法。意思是你不必把树砍掉,而是修剪树冠,让球员能够透过树冠看到远处的地平线和地形的走势。

因此,林木如果是一大片密不透风,就缺乏特色。更好的做法是间隔稀疏一点、提高树冠、打开视野。美感,也恰好在于这种“开阔感”。

例如,在北卡的群山里,你站在果岭上,身后就是无尽的天空或远处的大海。在萨巴内克高尔夫俱乐部(Sebonack Golf Club)的第15洞,五杆洞,他们逐步抬高了后方的树冠,结果呈现出一个极美的景色——后方展现出整片大佩卡尼克湾(Great Peconic Bay)的远景,而这是修剪之前根本看不到的。

要知道,设计的重点在于把自然地形当作画布,而不是用一堵堵竖直的树墙来强行遮挡。美感取决于隐藏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当你把地貌展现出来,让球员能从不同角度欣赏景色,球场的美和多样性才会真正呈现出来。高尔夫球场是所有运动场地里最丰富的画布,唯一固定的“标准”只有直径为4.25英寸的洞杯,其余一切都因地制宜、各不相同。既然如此,就应该好好利用这种机会,让球员感受到地形和环境的独特氛围。

如果只是靠树木去营造“幕布”,那和把人关在黑屋子里没什么区别,就失去“环境氛围感”,也失去了球场真正独特的美。

想想长岛的英伍德乡村俱乐部( Inwood Country Club),就是个极好的例子。我小时候在那儿当球童时,球道两侧尽是树墙,你根本看不见曼哈顿,也看不见那片沼泽湿地,更感受不到地形在诸多地貌之间的过渡。如今,这些景致已成为球场体验的生命力所在——它会彻底改变你在打球时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感受。

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叫 “视域”(viewshed),意思是你可以从不同角度眺望整个景观,看到开阔的远景,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感。当然,一棵树本身的美丽是毋庸置疑的,但在高尔夫球场上,真正强烈的美学体验往往来自于这种“视域”——能够把目光放远,看到开阔的景色。

你在球场上看到的景致,大致可分为外部风景与内部景观:比如在呼啸峡(Whistling Straits),你眺望的是那片湖面,那是外部的风景;而在阿罗尼明克(Aronimink),你看到的则是那片美丽的斜坡,以及背后延伸的球洞,这就是内部的景观。所以,设计时要考虑清楚:你要展现的是什么?是外部风景、内部景观,还是两者兼有?

还有就是尺度感、空间感的问题。清理树木,并不是把球洞周围所有树都砍掉,而是适度地疏开,让地形显得更开阔。土地的尺度感被释放出来,看上去更大了。原因就在于,树木不再压缩场地的空间感,地貌本身的尺度重新占据主导,甚至至少能与树木的尺度抗衡。于是,那个球洞立刻不再显得局促、矮小,而是一下子变得更加宏伟、壮观。而这种变化,往往只有亲眼见过改造前后对比,才能真正体会到。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俱乐部的会员一开始可能反对清理树木的计划,但一旦他们亲身体验过“视域”的魅力,就会彻底改变想法。甚至最后会主动建议再多砍掉一些树,因为他们已经被这种能把视线延伸出去的震撼体验所打动。

我理解有些人的看法,他们选择回避树木管理这个话题,觉得这只是一阵风潮,就像岛形果岭、枕木护栏那样,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观念。我认为,树木管理带来的草坪养护优势、维护上的好处,以及由此产生的美感变化,是彻底性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这些都与高尔夫作为一项运动的独特性质紧密相连。我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时的潮流,而是一个长期趋势,只不过接下来要做的,是不断去打磨和完善。

当然,不要照搬某种固定公式,需要更加重视土地本身的特点,历史的演变过程,一切都要因地制宜。

要记得,树木管理并不等同于“砍树”。它包含很多方面,比如替换衰老树木,规划新树种植,以及对现有大树(包括还存活的榆树)的健康与安全进行长期关注。真正的树木管理,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全面的规划,而不是“清理树木”的代名词。

事实上,应该借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设计纽约中央公园的理念,他们早早就考虑到30年、40年后这个公园会变成什么样,而不仅仅是眼前的样子。树木管理同样需要这样的长远眼光,更加需要扎实的技术知识和细致的规划。毕竟,树在生长

漫谈目的地|解锁加拿大第一高球目的地——布雷顿角

从美国西海岸飞往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Halifax),路途之遥需要横跨整个北美大陆。更别提没有直航这件事,简直是对高尔夫球手体力与耐心的双重考验。于是我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先在多伦多稍作停留,打两场热身赛——既让身体适应四个小时的时差,也为可能的航班变数留出缓冲。毕竟,这次旅行的终极体验极为珍贵——那里打球季节很短,球位和客房极度抢手,堪比抢购顶流歌手的演唱会门票,我们的球位和住宿都是提前一年预订的——心之所向,正是卡博特布雷顿角度假村(Cabot Cape Breton Resort)。

卡博特悬崖球场值得加入梦想清单(图/任玉杰)

同行的球友靖格格就没那么幸运了。航班取消后,她临时买票,在转机机场上演了一场百米冲刺,终于在行程开始前的深夜抵达哈利法克斯——人到了,行李却没跟上。好在球包在第二天清晨及时送达,没有错过我们这趟高尔夫探索之旅。至于换洗衣物,两天后才姗姗来迟,直接送到了我们本次旅程的第二站。旅程的开场,已足够戏剧性了。

清晨时分,我们7位球友终于聚齐,大家来自四面八方的6座城市:北京、上海、洛杉矶、旧金山、亚特兰大和奥古斯塔。所有的飞行疲劳抛在脑后,驱车北上,前往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Cape Breton Highlands National Park)。卡博特公路(Cabot Trail)被誉为加拿大最壮丽的公路之一,果然名不虚传。森林与海洋在车窗两侧此消彼长,像翻阅一本国家地理的画册,连导航都显得多余——只要跟着风景走就对了。

途中,我们在广场3号餐厅(3 Square Restaurant)停留。龙虾、海鲜意面、青口,每一道都鲜得不可思议,仿佛是刚从海里跳上餐盘的主角。回程时,大家一致要求再来一次,尤其是那一大盘只要10加币的青口,简直是“性价比之神”,成了团宠。三盘不过瘾,再来三盘,像是海鲜版的“加演一场”。这家餐厅,毫无疑问是从哈利法克斯前往布雷顿角最值得打卡的补给站。

(图/徐江、靖格格)

穿过坎索海峡大堤(Canso Causeway),我们正式踏上布雷顿角的土地。海风变得更咸,空气里有种“故事要开始了”的味道。沿途风景点众多,车程变得秀色可餐。心急的球友甚至在海边观景台挥杆热身,仿佛球场已在前方等候。

没到球场就已摩拳擦掌的球友Bill(图/徐江)

我们顺道拜访了位于小镇巴德克(Baddeck)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国家历史遗址博物馆(Alexander Graham Bell National Historic Site)。

电话之父的故事,加拿大第一架飞机与水翼艇的模型,为高尔夫旅程添了一份科技的浪漫。

首轮挑战安排在布雷顿角高地林克斯( Cape Breton Highlands Links)。

高地林克斯是当地的经典球场之一(图/徐江)

这座由加拿大最著名的传奇设计师斯坦利·汤普森(Stanley Thompson) 打造的球场,藏身于国家公园东北角,是加拿大最具历史与挑战性的球场之一。由于地处偏僻寒冷地带,人工和预算短缺,球场的维护保养和美国那些私人名场存在差距,但是球场巧妙利用山地、森林与大西洋海岸线的自然地形,将竞技与美景完美结合。每个球洞风格各异,既有穿越森林的幽静,也有沿海岸线的惊险,视觉与挑战并存。

高地林克斯的景观极其丰富(图/徐江)

次日清晨,我们沿着卡博特公路(Cabot Trail) 的蜿蜒山道绕道北上,穿越布雷顿角高地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山路如画卷展开,高地的轮廓在晨雾中忽隐忽现。每一次转弯都是一次风景的翻页——峭壁与海湾,密林与溪谷,高地牧场与渔港轮番登场。沿途植被层层叠叠,针叶与阔叶交织成绿意盎然的天幕,路边大片野花在风中摇曳。两个半小时在风景画中穿行,我们终于抵达此行的梦想目的地——卡博特布雷顿角度假村(Cabot Cape Breton Resort)。

度假村拥有两座18洞球场和一座11洞三杆洞球场,我们迫不及待体验的就是卡博特悬崖球场(Cabot Cliffs)。这里由库尔和克伦肖(Coore&Crenshaw) 设计,位列美国《高尔夫》杂志(GOLF Magazine)2023世界百佳第52位,被誉为“悬崖上的诗篇”。

一开场,球场便不留情面:起伏的地形、盲打的考验、以及无边的大西洋。第17洞是全场的戏剧高潮——短四杆,风起时像是在玩高尔夫版的俄罗斯轮盘,精准即是英雄,偏了就让球去找海鸥聊天。果岭则像个变脸大师,看似平静,暗藏涌动。你以为球稳稳落下,它却悄悄滑进低洼地带,像是在说:“你以为你懂我?”

而第17洞,却像球友靖格格的专属舞台。第一轮,她从橘色梯台开球,一杆轰上果岭,一推抓鹰!两天后,她从白梯再来一遍,距离更远,风更狂——结果?又是鹰!球童都看傻了:“这不是运气,是命中注定!”靖格格的双鹰之举,成了我们此行最热烈的谈资,也让这座“悬崖上的诗篇”多了一段属于她的传说。

第17洞令人回味无穷(图/任玉杰)

球场太过惊艳,我们打完一轮后忍不住加赛一轮。连续步行36洞,这是真球迷被心仪球场彻底俘虏的正常表现。而球场中途站的龙虾卷,也配得上它的名气。卷里是鲜嫩的龙虾肉,配上自选酱汁、酱瓜、腌青椒和柔软面包,咬下去像是吃进了整个大西洋的温柔。我们开球前来一个,打完10洞又来一个(该球场是按照前十洞、后八洞布局),等到打完28洞想再来一份补充能量时却被告知:售罄!那一刻,虚弱的身体失望至极,仿佛错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口幸福。

第五天清晨,伴着风雨声醒来。度假村的另一杰作——卡博特林克斯(Cabot Links )等在外面,这是加拿大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海边林克斯球场,由罗德·惠特曼(Rod Whitman )顺着大西洋海岸线铺展,像是与大海共呼吸的存在。

卡博特林克斯让人恍如身处苏格兰(图/徐江)

在这里,每一洞都能看见海,尤其第六洞绕着麦克艾萨克池塘(MacIsaac’s Pond)的左狗腿设计,让人在湖湾上空与风博弈;第13洞则是盲打的终极试炼,球童的手势成了唯一的航标。球道边的野花——紫色的佩兰、金黄的一枝黄花、以及不知名的细白花——在风中轻颤,为球场添了几分野性与温柔。

球道美景(图/靖格格、徐江)

这里曾是海底煤矿的世界。彼时,矿工们从岸边乘电梯直下地底一英里,再沿着幽暗的巷道向海底深处跋涉三英里,方能抵达采掘之地。当天为我们背包的球童,昔日便是一名矿工。与当年在黑暗与危险中谋生相比,如今面朝大海、迎风而立的工作,让当地人恍若隔世,深感满足。

下午,我们挑战三杆洞短球场“鸟巢(The Nest)” 。同行球友徐江打过全球许多三杆洞球场,他说这是最难的一个。虽然最长的球洞没有超过150码,但果岭及周边起伏夸张复杂,难度高到让人怀疑人生。

回到度假村的黄昏,还有意想不到的仪式感惊喜。漫天彩霞之下,一位身着苏格兰传统服饰的风笛手缓缓登上发球台边的小屋屋顶,悠扬的风笛声在暮色中响起,像是在为这完美的一天轻轻封印,让大家的心再次为高尔夫砰然心动。

在加拿大听到苏格兰风笛的旋律令人惊喜

(视频/观golf)

第六天清晨,我们再次回到卡博特悬崖球场。不同的光线与天气让球场换了面孔,像是与熟人重逢,却发现对方依旧能带来惊喜。完成此行最后一洞后,我坐在18洞果岭后的露天沙发上,吹着海风,看着后组球手进攻果岭——有人一击封神,有人轻叹错失。这一幕,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温柔的不舍。这是我首次在一段旅程中同一个球场打了三轮,但非常值得,这么好、这么难到达的球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深刻地感受。

卡博特悬崖深深映刻在每位造访者的脑海(图/任玉杰)

下午驱车回哈利法克斯,正逢城市建市庆典,海边集市的灯光与喧嚣,像是为我们的旅程加上的华彩乐章的尾声。

这趟旅程,不只是高尔夫,更是一场与自然、文化、风景、美食和自我之间的深情对话。布雷顿角,让我再次相信,高尔夫的魅力,永远可以延伸到球洞之外。

作者简介

何 平

网名“风语者”,球龄10年,差点13.5。学球三个月即开启环球高尔夫旅行,足迹已遍布五大洲十余个国家,乐于捕捉球技以外的风景和故事。

特别策划|漫谈球场改造(一)卢军x徐江

嘉宾简介

卢 军

球场设计师,曾设计建成了20多座球场,代表作有榆林沙漠高尔夫球场、上海旗忠花园球场和威海泛华球场等。

主持人简介

徐 江

《高尔夫漫谈》联合创始人

2024年,在《高尔夫漫谈》发布的《漫谈特稿|球场改造——全球高尔夫新热潮》(点击可查看文章)一文,披露了一组数据:

疫情前的2019年,公开报道的全球新建球场项目为30个,球场改造项目为63个。而到了2023年,新建项目为40个,改造项目却发生了井喷式增长,高达240个。

当时,文中提到,“2024年度还未结束,数据虽未出炉,但实际改造球场数量有增无减”。截至本文发稿,根据Fescue.gihub.io网站的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改造球场项目高达285家。

高尔夫球场改造的大潮,正在席卷全球。

大改还是小改?这是球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第一反应。

大改,通常意味着改造面积大、改造周期长,这不仅仅牵扯预算,更受限于政策环境,甚至会直接影响经营。相比之下,小改提升则相对容易,有时是围绕一两个球洞的改造,有时是全场某个元素的修饰,例如球道轮廓线,等等。

最近15年,设计师卢军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改造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球场的发展现状:新建几乎完全停止,大大小小的球场改造也已陆续展开。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最新的球场也已经十几年了,尤其是2000年之前建成的球场,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喷灌和排水系统的管道老化,以及草坪更新的压力,于是,一些高品质球场纷纷制定系统性的更新规划,这也将是球场能够发展并实现品质跃升的重要前提。

广义上的改造,是指对现有球场进行的改变。具体来说,改造的类型有许多种,我们大体归结为三类:第一种是修缮,第二种是狭义的改造,第三种则是重建。

就国内球场而言,第三种类型在当前政策环境下的可实施性小之又小。因此,国内球场的生存现状,决定了其更倾向于以修缮和改造为主。两种类型,程度不同,实施的手法也不同。

在海外的改造热潮中,名场们精心选择不同的措辞来体现其改造的决心、力度和效果。例如最常出现的Renovation(意为整修、翻新),此外,常常出现的还有Redesign/Remodelling(重新设计)以及Rebuild/Reimagination(大规模重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Restoration(复原性改造),这一类型多用于百年名场,特指大规模的复原,一种是精准回归原设计师构想的历史复原(Historical Restoration),代表设计师是吉尔·汉斯(Gil Hanse),另一种是重现原设计哲学、结合当代科技进行的理念复原(Philosophic Restoration),代表人物是比尔·库尔(Bill Coore)和汤姆·多克(Tom Doak)。

不论定义如何,改造的工作,并非只是选定类型、下达指令给设计师。一项顺利的改造,都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去贯穿始终。结合国内球场而言,或许应该从一份球场体检报告开始。

那么,这份体检报告以及后续的改造工作具体该如何完成?

敬请收听本期播客,并持续关注后续内容。


漫谈球员|伯纳德·兰格,德国高尔夫英雄的苦与乐

总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但兰格不是。他和许多出身贫苦的球员一样,来自一个需要自己强行打开大门的世界。

1957年夏天,德国巴伐利亚一座只有800人的小村庄里,伯纳德·兰格(Bernhard Langer)出生。他的家庭再普通不过,父亲是泥瓦匠,母亲是家庭主妇。

兰格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他发现哥哥可以在离家8英里的奥格斯堡高尔夫俱乐部(Golfclub Augsburg)里做球童赚钱时,兰格便也加入了,那年他只有9岁。

当时的德国,高尔夫还是极其小众的精英阶层运动。小球童兰格每天骑车往返于球场,没什么梦想可言,只是因为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的钱”。他能触碰的,仅仅是俱乐部会员废弃的球杆。但这个少年肯定有一定的天赋,因为他竟以擅长观察和找球而得名“鹰眼”(Eagle Eye)。15岁时,兰格辍学,转为一名助理教练(Assistant Pro),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靠高尔夫谋生了。

在许多采访中,兰格用“艰难”和“孤独”来形容这段早期的生涯。“我在球场干杂活,修果岭、耙沙坑、卖商品,然后找空档练球。有时候在雨里,有时候打到天黑,没人指导你,也没有优渥的条件。”

“转职业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我没有榜样可以效仿,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人。我就是那个从零开始的人,是第一个在德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兰格已经67岁了,依然出现在大满贯的赛场上。而他在1976年就与刚刚成立四年的欧洲巡回赛(European Tour)签约,那时,老虎伍兹才刚刚出生。

每个职业球员都想赢,但没有什么辉煌是一蹴而就的。

“我不是最有天赋的球员,但我可能是最能吃苦的。”兰格总是这样说。他的确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天才,但他就像铁匠铺里那把宝刀,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打磨。

久战不胜的苦涩,只有在巡回赛常年征战的球员才有那种切身的体会。1980年,在登陆欧巡的4年之后,兰格才捧得自己第一座欧巡奖杯——邓禄普大师赛(Dunlop Masters)。

终于,兰格的时代还是来了。

他不仅在欧洲大陆崭露头角,1982年,就获邀前往奥古斯塔。回想起来,他知道这个伟大的赛事,绝不是从家里的电视上,因为仅有的三个频道从不会播高尔夫。那是在成为助理教练之后,他在球场的杂志里看到大师赛的报道:“美国是遥不可及的地方,美国球员被认为是最棒的。对我来说,那一切都像是梦境。我当时甚至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巡回赛球员。我那时的目标只是:在欧洲打得好就行了。”

和许多人一样,甚至还不如一些青年球员,兰格首次出征奥古斯塔,未能晋级。磨砺,始终在继续。

1985年,第三次来到奥古斯塔,兰格赢了。他成为第一位赢得美国大师赛的德国人,也是大师赛历史上第三位美国以外的冠军,前面两位分别是南非的加里·普莱耶(Gary Player)和西班牙的塞维·巴列斯特罗斯(Seve Ballesteros),高坛上的传奇人物。

2023年大师赛练习轮兰格和普莱耶在一起

(图/The Masters)

兰格一共赢过两个大满贯,都在奥古斯塔。第二次赢时,兰格已经36岁,一个被许多青年球员视为没有太大竞争力的年纪。

辉煌,之于每个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多数人,往往倒在路上——失去信心的那一刻,尤其是看似不可逾越的沟壑面前。

如果你没有遭遇过易普症,那必须说:你好幸运。兰格得过4次,他都克服了,实在不简单。

易普症(Yips)是指在高尔夫、棒球等运动中,运动员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手部或肢体不自主的痉挛或颤抖,导致无法准确完成动作的一种现象。通常,它被认为是心理压力造成的。人们很少愿意揭开这段伤疤,除非是痊愈后。

“我经历过四次推杆易普症的发作,几乎每隔七年就来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还好,最近几年没再复发。”兰格认真地讲述着,眼神却依然不轻松。

他记得特别清楚,1989年,在底特律打别克邀请赛(Buick Invitational),彼时的兰格,已拿过一次大师赛冠军,也赢过两次欧巡赛奖金王。那周,他第一天打了17个标准杆上果岭,第二天打了16个,但两天总共+11杆,没能晋级。“那几天的长杆状态可能是我职业生涯最好的一次,但推杆却是我最差的一次。”

比赛结束后,兰格回到酒店,跪在地上祷告——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我祈祷说:‘上帝,如果你希望我就此退出这项运动,我准备好了。只要你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就放下高尔夫。’”幸运的是,陪他一起祷告的一个朋友对他说:“我不认为上帝已经结束你的旅程。他希望你坚持下去。”兰格回他:“我都坚持这么多年了,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朋友又说:“再给自己几周时间吧。”

推杆易普症曾4次侵扰兰格

(图/The Masters)

如今回看,4次推杆易普症,兰格都走过来了,他通过改变推杆握法和心理训练度过难关和低谷,甚至还赢了第二个大满贯,“所以,坚持,确实有它的意义。”兰格充满感恩,对朋友,对岁月,对自己。

只要提到德国运动员,人们就会联想到德国足球、点球大战,兰格也不例外,他在巡回赛上,也展现着和“德国战车”一样的严谨、高效和强悍的作风,并绵延半个世纪之久。

1986年,在索尼排名(即现在的官方世界高尔夫排名,Official World Golf Ranking)创立后,兰格成为这项运动历史上第一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

他是世界上仅有的五位在六大洲高尔夫职业赛上都赢得冠军的球员之一;

他横跨各大顶级巡回赛,职业生涯的获胜总场数已超过120场;

除了3场美巡胜利,兰格在欧巡赛上共有42场胜利,排名仅次于史上第一的塞维·巴列斯特罗斯;

单单美国大师赛,他共受邀参加了41届,获得两个冠军,同时曾在2020年第37次参赛时以63岁80天刷新最年长晋级纪录(该纪录2023年又被Fred Couples以63岁187天刷新);

然而,只要你记得硬币还有另一面,就会明白,成就总是伴随着艰辛与挣扎。

从1981年到2002年,兰格共10次代表欧洲队出征莱德杯,其中欧洲队5胜,其个人战绩21胜15负6平,但是他却在1991年错失一个6英尺推杆,从而使欧洲队错失平局的机会,奖杯拱手相让,那是他职业生涯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高尔夫太脆弱了,状态起伏很大,就像股市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你今天可能听说某人赢得了大满贯,但两年后他可能就消失在大众视野里了。”兰格对这种波动充满敬畏,他说,坚持和稳定在高尔夫运动中尤其重要。

“当我告诉别人我是职业高尔夫球员、常年征战巡回赛时,很多人会说:‘哇,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了!’有时候是,但也有很多时候你得离家远行,离开家人和朋友,一个人住在酒店,有时会感到孤独,这并不总是那么轻松和美好。”然而,在赛场上,没有人会同情你,这又是另外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我想上帝赐予了我很棒的天赋和强大的竞争精神,但这还远远不够。你还需要拥有健康的身体,一个出色的支持团队、好球童、好教练等等,这些都非常关键。”

2025年大师赛兰格接受奥古斯塔观众的敬意

(图/The Masters)

看似极其理性的兰格会痛哭吗?当然会!

“我知道自己一直很有感情,只是大多时候把它藏在心里。一到比赛,我就会专注当下的任务。但在莱德杯上我也经历过情绪迸发。在家里,只要是值得落泪的事,我反复为之落泪。我的父亲也是这样,他也是我的英雄。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生活中有很多值得你为之落泪的东西。”

这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对顶尖运动员来说,更要早早面对。

今年67岁的兰格依然有着一流运动员的体魄,他身高约1.74米,体重常年保持在74公斤左右,直到2020年的采访中,他还透露自己每天都要做单手平板支撑,以对抗他19岁在军队服役时背伤引起的椎间盘突出。

“现在球场越来越长,而我打得越来越短,我得打混合杆,而那些年轻人可能只需要打9号铁、8号铁,甚至劈起杆。我清楚自己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兰格坦言。

2020年大师赛练习轮兰格走在1号洞球道

(图/The Masters)

挥别奥古斯塔赛场的这一刻,兰格并没有什么云淡风轻,他无比真实地说:“四十年的征战,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心情既甜蜜又苦涩。”一度,他问过俱乐部主席,大师赛有没有年龄限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年龄限制,什么时候该退出,你自己会知道。”尽管兰格可以稳稳地用3号木攻一个四杆洞的果岭,但其他年轻人却用8号铁就够了,他说,大赛球场不是为自己这种打法而设计的。

那么,真正意识到吃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到了四十岁后期,我在常规巡回赛上逐渐感觉吃力了,虽然我在49岁半的时候还在美巡赛的殖民地球场(Colonial Country Club)打进延长赛,差点就赢了。但我知道趋势不可逆转,于是我决定去冠军巡回赛(PGA Tour Champions,曾用名称Senior PGA Tour,通常译为常青赛)试试看,结果打了三周,我就觉得太棒了,这就是我想待的地方。”

50岁后,兰格开始参加冠军巡回赛,截至2024年末,共赢得46场正式赛事冠军,成为赛事史上最多冠军纪录球员;11场常青大满贯(Senior Majors)胜利使他在常青大满贯冠军数量上位列历史第一。

奥古斯塔的谢幕站,兰格未能晋级。第15号洞,他打出了一记完美的抛物线,球落在果岭中间,却带着旋转退回水池,最后以7杆结束该洞。“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要不是那一洞,我周末还能继续留在这里。”兰格说,“但这就是高尔夫。它有时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游戏,但有时也会非常残酷。成功与失败之间的那条线,实在是太细了。”

兰格始终很看重家庭

(图/The Masters)

时至今日,高尔夫在德国依然算不上主流运动,但这位德国高尔夫运动员,却用其长久的运动生涯和惊人的坚韧,向世人诠释着球员的职业风度。奥古斯塔的媒体中心里,记者问他:“你希望奥古斯塔的球迷会如何记住你?”他说:“我希望他们记住我是一位好球员,但更希望他们记住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个重视家庭的人,是一个善待他人、值得效仿的榜样。”

2025大师赛的第二轮赛后,遗憾未能晋级的兰格依然接受全球媒体采访,其中一位记者问道:如果有年轻孩子来请教,希望哪怕只拥有你传奇生涯的四分之一,你会给他们哪些品格方面的建议?兰格如是回答。

(图/The Masters)

“现在想要真正变得出色,你必须全情投入。全球范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项运动已经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你水平越高、成绩越好,挑战就越大。你若退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顶上你的位子。所以你必须高度专注、意志坚定,过有纪律的生活,懂得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参考资料:

  1. The agelessness of Bernhard Langer,By Brendan Quinn,The Athletic
  2. Bernhard Langer,www.christianity.or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