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国内的高尔夫球场经历了一轮大规模清理整顿,不少位于或者毗邻公园景区的球场被强制退出。今年,石家庄球场关闭后被并入城市公园的消息频频登上头条。市民欢呼雀跃,球友扼腕叹息,公园与高尔夫球场似乎站在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然而,若将目光投向海外高尔夫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高尔夫球场不仅可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其本身也可以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主题公园。
文:徐江
编辑:Daisy
一、国家公园里的高尔夫
在现代语境中,公园(Park)通常指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拥有、面向公众开放,用于休闲观光、生态保护及文化娱乐的公共绿地。
1843年,英国伯肯黑德公园(Birkenhead Park):由约瑟夫·帕克斯(Joseph Paxton)设计,作为全球第一座完全由公共资金筹集、专门为普通大众建设的公立公园,开创了“公园是市民基本权利”的先河。
1894年,英国的默里克公园高尔夫球场(Meyrick Park Golf Course):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座由公共机构正式规划,建设的市政公园球场,高尔夫正式融入公共公园体系,大众高尔夫(Public Golf)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Meyrick Park(图/球场官网)
在公园的体系中,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无疑占据金字塔尖的地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定义,国家公园属于II类保护区,核心目的是保护大范围生态环境、原生物种及自然景观,在不破坏生态的同时,提供环境与文化兼容的游憩、科研与教育机会。
提到国家公园与高尔夫的渊源,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是绕不开的经典:
·1885年:班夫温泉保护区设立,面积为26平方公里。
·1897年:扩建为落基山公园,是加拿大第一家、全球第四古老的国家公园。
·1930年:正式更名为班夫国家公园。
如今,班夫国家公园占地6641平方公里,每年接待访客超过400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15年前,在这座加拿大瑰宝级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内就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并被誉为全球山地球场的里程碑之作:
·1911年:威廉 汤普森(William Thomson)设计了初期的9洞。
·1923年: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扩建改造为18洞。
·1928年:加拿大传奇设计师史丹利·汤普森(Stanley Thompson)耗资100万美元进行重塑,成为当时投资金额最大的高尔夫球场。
·1989年:科内什和罗宾逊(Cornish & Robinson)新建9洞,形成27洞格局。

1911年班夫温泉球场开放(图/球场官网)
回顾历史,这座球场是在公园设立后逐步修建的,甚至在战后环保意识大幅提升的1989年依然新建了9洞。近年来,国内外诸多科学研究表明,高尔夫球场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完全在可控、可接受的范围内,“保护自然”和“高端旅游/体育娱乐”并非互相排斥。这也是加拿大政府敢于在国家级景区内长期保留并发展高尔夫项目的科学依据。

班夫温泉公园(图/球场官网)
如今,班夫温泉27洞球场占地约1800亩,仅占班夫国家公园总面积的万分之二。尽管这座球场因气候限制每年仅运营5个月,但年打球轮次却高达5万轮左右,成为景区内极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此外,高尔夫带来的溢出效应非常显著:由于大多数访客为家庭出行,许多家庭为了配合高尔夫行程而延长住宿,不打球的家属会在景区内购物游玩,直接带动了整个景区综合消费的增长。
目前班夫公园拥有约1,500公里官方步道、320公里道路、64个营地、多个滑雪场以及27洞高尔夫球场,仅仅班夫小镇就拥有3800间酒店客房,以及建筑面积约为36万平米的商业设施。

班夫温泉公园(图/球场官网)
班夫公园展示了如何在一个世界级自然保护区域里,同时容纳旅游、酒店、交通、体育甚至城市服务。
在《Golf Digest》公布的最新世界百佳球场(美国之外)榜单上,加拿大共有8家球场上榜,其中有3家位于国家公园之内,分别是:
费尔蒙贾斯珀公园木屋球场(Fairmont Jasper Park Lodge GC,第35名)
班夫温泉球场(Banff Springs GC,第66名)
布赖顿角高地林克斯球场(Cape Breton Highlands Links,第89名)。
二、高尔夫球场自成公园
随着高尔夫运动大众化的演进,高尔夫球场不再仅仅作为配角隐匿于大型综合公园之中,一批以高尔夫为主题的公园应运而生。其中,纽约的贝斯佩奇州立公园(Bethpage State Park)堪称典范。该项目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密切相关。
1930年,时任纽约州立公园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组织实施了一项宏伟的计划:利用政府公共救济资金,收购了经营困难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以及周边大片土地,动用数千名失业工人进行大规模建设。

从右往左第四位:罗伯特·摩西
(图/ Farmingdale Public Library)

贝斯佩奇公园开幕典礼
(图/ Farmingdale Public Library)
1936年,黑、红、蓝、绿四座18洞球场建成,既解决了就业、刺激了经济,又为大众留下了优质的公共运动场所。1958年,公园的第五座球场——黄场建成。
如今,贝斯佩奇每年打球轮次逼近30万轮。其中由A.W.蒂林哈斯特(A.W. Tillinghast)设计的黑场(Black Course)曾多次承办大满贯等顶级赛事,跻身世界百佳球场榜单。
贝斯佩奇整个项目占地约9000亩,除5座18洞球场外,还配备了骑行步道、马术、网球场、野餐营地、冬季滑雪坡道以及原生松林沙地生态保护区,成为北美规模最大的公共高尔夫复合体之一。

贝斯佩奇黑球场(图/PGA of America)
三、中国高尔夫与公园的困局与破局
历史与现状
过去四十年,中国高尔夫球场与城市公园之间始终存在空间牵连,有的当初建在景区公园内,也有本来在周边却因为景区扩充而被划入景区范围,还有不少冠以“体育公园”之名,但这些与海外的高尔夫公园有着本质差异,形成独特的发展悖论。
一方面是土地公有与私有运营的权属错位。国内的球场均建在公有土地之上,部分球场虽地处公园范围内,却始终游离于公共公园体系之外,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投资运营,自负盈亏。在“公园”名义下,公园公共绿化用地的公益属性与球场运营的商业属性形成天然割裂。
另一方面是封闭运营与公共需求的功能对立。许多球场建立之初定位为封闭式私人俱乐部,即便后期因经营压力转向半私人制,但真正无门槛的纯公众球场仍寥寥无几,未受邀请的非打球民众更是被隔绝于场地之外,形成 “公有土地被占用、公园名义被借用、却仅限小众封闭使用” 的现实矛盾,最终激化 “打球小众群体” 与 “非打球大众群体” 的对立,让高尔夫行业陷入新一场公关危机。
(详细了解可阅读:《中国高尔夫“原罪”:公有土地上的生存困境》)
出路何在?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一关了之”看似最简单稳妥,但从长远看极可能面临懒政导致的“多输”局面——强制关停自负盈亏的高尔夫球场,再由财政出资改建为城市公园或湿地公园,本质上是 “用财政养护的草坪替代自主运营的草坪”,既抹杀了专业体育运动载体,又加重了政府的投入和维护成本,以及纳税人的负担,绝非最优解。
要破解困局,首先需要建立两个底层认知:
1.科学客观的生态评估
在规范化管理下,高尔夫球场的用水、用药、用肥完全符合环境承载力要求,生态影响可控。相信科学的生态评估,是海外公园高尔夫球场存在的底层逻辑。

(图/Golfreview)
2.公共资源平权的逻辑重塑
城市公园的本质,是政府依托公共资源,满足民众多元化、差异化生活需求的公共载体 —— 散步骑行、乒乓网球、高尔夫等运动,都是民众正当的生活与健身选择。
公共资源平权绝非简单的“人头数统计”。不同体育项目(如乒乓球、骑行、高尔夫)占用的土地与成本本来就存在差异,在不同国家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
高尔夫目前在国内尚处于引入阶段,球场数量少,参与成本高,参与人数少且多为高净值人群,是行业发展的自然规律。球场占地面积大、18洞球场日接待客流一般只有200多人,是这项运动天生的特点,但不能因此否认其作为一项公共体育运动的合法性和价值。
若以 “接待人数” 评判公共资源占用的公平性,城市公园每日访客占城市总人口比例同样极低,岂不是要陷入“非游园大众补贴游园小众”的舆论漩涡?
公园的核心宗旨,从来不是服务“人数最多的群体”,而是覆盖“多元需求的群体”,这才是公共资源公平性的真正内涵。
具体解决思路
新政下一些无法完成土地性质变更的球场 或者过去被清理依然闲置的一部分球场,可以尝试通过以下路径融入公园体系:
1.明确公有产权,推行特许经营模式
球场原投资方可以让渡球场产权給政府,以换取长期稳定的特许经营权。政府拥有产权,收取的特许经营费用于补贴公园的其他公益项目。
在海外,许多建在公立公园内的高尔夫球场早期多由政府绿化部门直接管理,但因高尔夫球场专业性强、经营风险高,后续纷纷授权专业机构管理。
旧金山的TPC哈丁公园球场正是上述模式的典范。这个1925年建成,以美国第29任总统命名的市政公园球场,在1990年代因品质下滑、连续亏损而沦为政府包袱。1998年,隔壁的奥林匹克俱乐部举办美国公开赛时,哈丁公园球场沦为观众停车场。此后,旧金山市政府与美巡赛(PGA Tour)达成协议:美巡赛牵头筹资改造球场并引入顶级大赛;作为交换,在严格坚守公众球场属性的前提下,美巡赛获得了球场的经营管理权,最终实现 “废弃场地→大满贯赛场→城市公共名片” 的华丽蜕变。

TPC哈丁公园球场(图/PGA of America)
2.坚守“公众属性”,与社区无缝衔接
这不仅意味着对打球大众开放、为本地居民提供专属优惠,更要对非打球普通市民敞开大门。
圣安德鲁斯老球场(Old Course at St Andrews)提供了终极示范:这座世界高尔夫圣地,平日允许民众自由进入散步,每周日固定“封场”,彻底变为城市公园。这种与社区无缝衔接的开放姿态,消解了高尔夫 “占地大、服务小众” 的天然短板,也让普通大众近距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实现 “运动场地” 与 “公共绿地” 的功能叠加。

圣安德鲁斯老球场(图/徐江)
结语
将一块能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体育绿地,替换为依赖财政持续养护的公共绿地,绝不是最佳决策,其本质是把“公园”与“高尔夫”对立起来。
借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推崇的第一性原理,不要用比较思维去考虑问题,而应该从最核心的根本向上推演。高尔夫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体育运动,公园的本质是服务民众多元生活的公共空间。跳出“二选一”的简单思维,从公共利益根本出发,推动一些高尔夫球场转型融入城市公园体系,让公有土地真正服务全民、让专业运动与大众休闲共生共赢,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契合社会长远利益的最优方案。
参考资料: